立足中国实际“说新话”（之四）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真正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一定要立足中国国情，彰显中国风格，使用中国话语，要能为开辟中国道路、解决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提供理论支撑与思想保障。离开中国的实际，离开中国的实践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没有任何意义。

　　立足中国国情

　　马克思认为，一个社会发展的条件不是人们自己选定的，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人们不可能避开这些因素和这些因素所带来的既定状态。国情就是这样一种因素。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经济状况、发展程度都是不可选择的，都是既定的，甚至是特定的。任何主义、思想、理论如果不与具体的国情相适应，就会水土不服，甚至误国误民。顺应了国情，则不仅理论有大发展，实践更会有大收获。

　　20世纪30年代，“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国盲目搞“城市暴动”就是因为在哲学世界观、方法论上脱离了中国国情。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正确的战略策略则是由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用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洞察而得出的正确结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之所以能超过吃洋面包的“钦差大臣”的哲学思维，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就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哲学认知与自觉哲学顺应。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推动改革开放，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

　　中国今天远没有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发展阶段至少要有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是毕竟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当下的中国呈现出一系列与过去很不一样的“阶段性特征”，社会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也发生了重大转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不断地与变化了的今日中国国情相结合，作出新判断、新回应与新举措。

　　解决中国问题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为了装点门面，不能变成只是拿在手上的箭，连说“好箭”就是不发射。好箭是用来射特定目标的“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要“有的放矢”，拿“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矢”，射中国这个“的”，解决中国问题。

　　我们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解决什么问题呢？

　　一是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哲学基础。国家不富强，就会被开除“球籍”；民族不复兴，无颜担当龙的传人。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下，让一个曾经饱受异族列强欺侮、目前尚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济发展、政治昌明、文化繁荣、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到21世纪中叶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让一个能彰显五千年灿烂文化、能传承五千年悠久文明、能把自己的价值观与世界共享、能用自己的软实力促进世界共荣共进的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是为实现人民富裕、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国梦”提供哲学支持。中国社会发展最根本的、也是最高的目标是让中国人民自己当家做主过上更加富裕、更加有尊严的生活，让亿万中国人民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下，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人翁的积极性，让人民群众自己当家做主，实现自己的发展，建设自己的国家。始终注意让中国社会的一切发展都由人民群众主导，由人民群众决定；始终注意让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切成果，包括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都能为人民群众共享。

　　三是为实现“中国梦”而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作出哲学指南。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国梦”，必须有一条正确的实现途径，这就是中国人民在党领导下独立自主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历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雄辩证明这条道路是唯一可行之路，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才能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坚定不移地走这条道路的理论保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最重要的哲学武器。

进行中国创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中国创造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行为。总的来说可以用“结合”这一说法来涵盖，但一定要意识到“结合”是内在有机的，是包含不同层次的，是需要不断演进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结合，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简单机械的“相加”，这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更何况“相加”主要是一种外在的行为，捆绑式的“相加”两者并没有真正合到一起，并没有变成一个东西，外力一旦失去便依然你是你、我是我。而“结合”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相互需要、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进而难分彼此、不分彼此。

　　从“相加”走向“启蒙教育”是“结合”的真正开始，但这也只是第一步。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为中国人民所接受。这就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启蒙教育”中国人民，武装中国人民的头脑。这一阶段很重要，但这一阶段不是全部，也不能成为全部。20世纪早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的很多失误与挫折，皆是“启蒙教育”传播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教条化而导致的。“启蒙教育”在让中国社会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认可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方面确实有大功，但是当仅仅满足于做马克思主义的“传声筒”，在这种状态下止步不前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并且是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化”的工作，最终一定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的创立中，一定要实现实质性飞跃，从两个相关对象创造性地整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在内容和形式上真正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要达到这个目标，就一定还要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被“化”、被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中国“化”有机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我们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以发展和创新为核心，把中国革命、中国建设、中国改革、中国发展的实践中形成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理念、气势境界等等，从具体的实践形态总结、提炼为抽象的理论形态，“创造建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这不仅是中国哲学发展的需要，这也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强大生命力之所在。

　　彰显中国风格

　　既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一定要有中国的形式、中国的风格、中国的特点、中国的气派、中国的语言，概言之，要有“中国味”。这中国味，就是几千年来积淀在中华民族生命和血液中的中国情感、中国意志、中国愿望、中国思维、中国话语等等，概括来讲，就是中国文化的精、气、神。我们不可能离开自己国家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传统去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工作。

　　对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彰显中国风格，毛泽东有段话讲得十分到位：“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我们现在有些同志在理论创新中特别喜欢引进“洋概念”，捣鼓“洋名词”，显摆“洋教条”，不仅百无一用还令群众生厌，其实是离开了中国实践，丢掉了中国风格。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来说，中国风格主要属于形式方面的范畴，但这一形式直接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在中国的充分实现与有效发扬。因而，中国风格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时又具有了内容的属性，对这一点要有足够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