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波动、历史机遇和政治变革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马太福音》25:13

　　众所周知，尼罗河水是埃及文明的生命之源。每年七月到十月间的洪水泛滥，为居住于河谷中的人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肥沃土壤。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尼罗河水的涨落，还对埃及历史上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元 600 至 1400 年间的埃及，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其最高世俗领袖为苏丹，而最高宗教领袖为大法官（Head Judge）。虽然名义上大法官拥有更高的权威，但苏丹的实际权力更大，双方一旦发生利益冲突，往往会以大法官被苏丹废黜而告终。

　　在 2011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哈佛大学的经济史学家 Eric Chaney 基于尼罗河谷地区的历史水文资料，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在那些大旱或者大涝的年份里（水量高于历史记录的 95% 水平或低于 5%），大法官换人的可能性会显著降低；如果这个大法官门徒众多，那更是如此。Chaney 给出的解释是，尼罗河的水量异常会对埃及的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冲击，从而增加动乱发生的几率。这时，苏丹不得不依靠大法官的宗教影响力来安抚民众，以至于投鼠忌器，不敢轻易进行人员调换。相比之下，作为世俗官员的首席税务官，在灾年反而更有可能作为替罪羊被苏丹免职。

　　此外，埃及人在灾年还会修建更多的宗教建筑。但如果将自变量替换成日食或者地震，则观察不到类似的现象。这些都说明，意料之外的经济波动，可能会微妙地改变政治天平上各方的力量对比，并引发一系列的政治后果。日食和地震尽管也能激发人们的宗教虔诚，但由于跟经济发展关系不大，对政局的影响也十分有限。

　　同样的故事不仅仅发生在古代。在 2011 年发表于《计量经济学杂志》（Econometrica）的论文中，两位德国经济学家 Markus Brückner 和 Antonio Ciccone 指出，当代非洲的民主化进程，也跟各国经济形势的好坏息息相关。而由于农业生产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扮演着重要角色，偶尔不佳的天气状况常常就会使一国的命运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利用 NASA 气象卫星搜集的降雨量数据，两位研究者发现，平均而言，年降雨量减少 10%，会使一个非洲国家当年的人均 GDP 减少 0.79 个百分点，同时次年发生民主改革的概率增加 1.25 个百分点。越是依赖农业的国家越是如此。由于降雨量的变化是一个外生事件，政治局面反过来影响经济形势的可能性得以被他们排除。从历史上看，干旱不但导致了 1990 年马达加斯加独裁政权的终结，还推动了 1992 年马里的公开选举和 1994 年莫桑比克多党制宪法的颁布。民主改革的进展，就这样吊诡地为上天赐予的机遇所左右。

　　实际上，早在 2000 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及其合作者就建立了一个关于政治转型的著名模型，巧妙地说明了上述发现背后的逻辑（Acemoglu & Robinson 2000, 2001）。他们创造性地将宏观经济学中动态规划的思想引入了政治问题的分析，将经济形势看作一个好坏局面不断交替的随机过程；在经济衰退时，底层民众更有可能投身革命。由于不能确定下一期的形势到底是好是坏，执政者可能会选择主动放弃权力，推进民主改革，以避免暴力革命的发生。更一般地说，暂时的经济波动会打开一扇 “机遇之窗（Window of Opportunity）”，使得执政者能够感知到潜在的威胁，并主动寻求政治变革以图自保。

　　对这一理论最为直接的证明，来自今年发表于《计量经济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作者是两位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他们对英国 19 世纪的选举改革进行了详实的考察：19 世纪初期，距离“光荣革命”已有近两百年的时间，在人口总数 1400 万的英国，却只有五十万人拥有投票权，选区划分也极不合理。议会中的辉格党和激进党试图改革现状，却始终因为执政的托利党反对而无法成功。在 1830 至 1831 年间，一场农业歉收引发的底层农民暴动（“Swing Riot”）席卷了不列颠岛，执政者们开始担心，推翻了查理十世的法国七月革命会不会在英国重演。

　　两位研究者认为，那些亲眼见证了骚乱可怕后果的选民，会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并在 1831 年的下议院议员选举中倾向于支持辉格党和激进党的候选人。他们发现，选区 10 公里之内发生的动乱每增加一起，辉格党和激进党候选人赢得该选区议员席位的概率就会增加 7.8 个百分点。最终，辉格党和激进党的联盟取代了托利党，成为了下议院的多数派，并成功迫使国王和上议院在 1832 年通过了改革法案，有效地扩大了选民的范围。此次动乱的分布对其他年份的选举结果并无预测力，跟往年发生的暴乱也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这些都支持了研究者提出的解释：对暴力的直接感知为执政者推进政治改革提供了激励。

　　然而，“机遇之窗” 中发生的政治变革，未必就会朝着人们所希冀的方向发展。1973 年智利的经济衰退，导致皮诺切特取代阿连德上台，开启了漫长的军政府统治时期。“阿拉伯之春” 中埃及人民将穆巴拉克赶下总统宝座，也并未立即得到盼望已久的自由民主。而法西斯政权之所以能在战前欧洲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利用了大萧条所引发的对安定的渴望。更进一步说，即使政治变革带来了合意的结果，如果缺乏持续的修复和更新，新制度也会在时间之河的冲刷下慢慢腐朽，最终在另一个历史转折点到来之际，轰然坍塌。这就是政治学家所说的 “政治衰败”。

　　Trefler 和 Puga 对历史上威尼斯兴衰的分析，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他们 2014 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的文章指出，在公元 9 世纪时，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中海长距离贸易复兴提供的历史机遇，威尼斯迅速地积累了大量财富。新兴的商人阶级推翻了公爵的独裁统治，并建立了以议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威尼斯共和国。在这个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之下，商业创新不断涌现，威尼斯商人们甚至创建了类似于今天联合股份公司的机构以减少投资风险。

　　然而，财富的增长逐渐造成不平等的加剧。从 1297 年开始，威尼斯的政治权力开始慢慢集中于一个富裕商人构成的寡头小圈子。他们为各种政治和经济活动设置门槛，以确保自己的利益不会被竞争损害，并通过互相通婚来保持圈子的封闭性。最终，威尼斯的社会流动性和经济活力不断下降，并在 15 世纪之后彻底丧失了海洋强国的地位。

　　社会科学家们早已认识到，一个社会中的制度存在着严重的 “路径依赖”。历史证据表明，非洲各个民族历史上的政治传统，甚至会制约今日各国的民主发展程度（Giuliano & Nunn, 2013）。然而，在某些特定的历史节点，命运之神会把未来的决定权交付到我们手中。突如其来的洪水和干旱，意想不到的贸易机会，乃至一场未曾预料的通货膨胀，都有可能打断既定的历史进程，开启通向未知的机遇之窗。相比于不断追问那一天何时到来，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扪心自问：如果那个时刻真的来临，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类似的桥段在历史上已经上演了太多次：人们一边高喊民主自由的口号，一边却将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送上神坛。柏林墙不会永远矗立，同样的机会必将再次出现。到那时，我们是否还有勇气，能像先辈一般挺身而出，承担起应尽的历史责任？我们是否更有智慧，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并将胜利果实紧攥手中？我们是否足够平静，能心怀秩序和理性翻开新的篇章，而非以同胞之血为旧制度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