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大德”与“中国本色”的生态文明建设

作者简介：刘魁(1964- )，男，安徽祁门人，哲学博士，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易道文化，江苏 南京 210096

　　　内容提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中国古代号称“群经之首”的《周易》蕴含有非常丰富的盛德价值观思想，倡导以“天地之大德”为核心的盛德价值观，不仅有助于我们克服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局限，建设中国特色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有助于我们建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的“中国本色”的生态文明。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eets not only the need of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but als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The Book o f Changes in ancient China,acknowledged as "the chief classic",has rich ideas of "sublime virtue".We advocate "sublime virtue",whose core idea is "ultimate law of the universe",not only to help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of anthropocentrism and the ecology-centrism,to construct ecological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but also to construc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native characteristics.

　　关 键 词：天地之大德 盛德价值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全球责任 中国本色　　ultimate law of the universe; sublime virtue; ecological Marxism; global responsibility; Chinese native characteristics

　　按照鲍勃·沃森爵士(Sir Bob Watson)等蓝色星球奖得主的看法，当代人类文明目前正面临“绝对史无前例的紧急状况”，因为全球变暖正在“毁灭我们所赖以健康生存的生态”。[1]可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在大财阀精英阶层的控制之下，他们似乎除了保持和增长个人财富之外对其他一切都不感兴趣”[2]。为此，美国著名过程哲学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大卫·格里芬(David R.Griffin)尖锐而明确地指出，面临严峻的工业文明危机，生态文明是拯救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实现生态文明，中国只要遵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处方，就能够有助于在总体上有力地挽救自然世界，特别是挽救人类文明”[3]。大卫·格里芬对于生态文明的期许，已成为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至于他对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所扮演的“挽救者”的角色的期望，许多人、尤其是中国的许多学者感到诧异与怀疑。不管他对中国的期望是否过高，也不管人们是否愿意，中国作为一个政治与经济大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力军”的地位、作用及其“全球责任”，是毋庸置疑的，也是不容推卸的。现在的问题是，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学术界至今有“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之争，在建设路径上，又有技术创新、循环经济、服务业等之争，莫衷一是。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特色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特色”又在何处呢？其民族文化的根基又何在呢？为此，本文从“天地之大德”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进而倡导具有“中国本色”的盛德价值观与生态文明建设，以便为人类最终突破工业文明的危机、走向光明的生态文明进行理论探索。

　　　一、“天地之大德”与中国古代的盛德价值观

　　对于中国古代的价值观，学术界已经从儒、道、释等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结论各异，本文认为，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化原本就具有多元性，但是，相对于当今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来说，还有一种价值观是更值得我们重视的，这就是隐含在中国古代《周易·易传》中的“盛德价值观”。

　　所谓盛德价值观，在本文中是指奉宇宙万物的生生不息、生灵昌盛、生命永续为最高价值与最高道德的一种宇宙观与价值观，是对《周易》强调宇宙万物“生生不息”、“万物化生”、生命永续的一种概括。所谓盛德，即生命昌盛之德，来自于《周易·系辞上》：“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4]78。需要说明的是，《周易·系辞》中“日新之谓盛德”的“盛德”是“大德”之意，本文所倡导的“盛德”取双关意，既指“生命昌盛之德”、“常生之德”，也指“大德”。按照《周易》的看法，天地之间真正的大业是像大地一样富有万物、包容万物而不排异(即所谓“坤道”是也)，天地之间最大的道德是像上苍一样日新月异，是万物的化生，是各种生命的不断更新、创生与转化(所谓“乾道”是也)。在这里，所谓“日新之”，主要指的是宇宙间各种生命现象的生生不息，就像天上的星辰一样斗转星移、日新月异，这也就是《周易》所谓的“易”，故《周易·系辞上》云：“生生之谓易”[4]78。

　　在《周易》中，所谓“盛德”，就是天地之间的“生生大德”。《周易·系辞下》云：“天地之大德曰生”[4]86，也就是说，天地之间最大、最高的道德就是生命的不断创造与永续，也可称“常生”，故汉儒孔颖达诠释道“言天地之盛德，在乎常生，故言曰生。若不常生，则德之不大。以其常生万物，故云大德也”[4]86。鉴于《周易》、尤其是《周易·易传》对生生不息、生命昌盛这一“天地之大德”价值推重与道德推崇，故本文称之为“盛德价值观”。

　　《周易》当中隐含的这种重视生命“生生不息”的盛德价值观思想，既是《周易》的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与宇宙观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根本特色。张岱年先生曾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概括为四点：①天道生生；②天人合一；③人格价值；④以和为贵。其中第一点就是“天道生生”，并明确指出：“中国古代哲学关于天道有一个基本观念曰‘生’。”[5]蒙培元先生也认为，“生的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体现了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无论道家还是儒家，都没有例外。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哲学就是‘生’的哲学。”[6]

　　由于“生”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有必要考察“生”字在古代含义的演变。从语源学角度说，“生”在古代的甲骨文与金文中就已经大量出现，其上部为一个象征草木的形状，下部从一，象征土地之形，意为草木生长于土地之上，故汉代语言大师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指出：“生，进也。像草木生出土上。”[7]“生”的本义为草木生长，后引申、泛指为生育、生长、产生、生存、生化等等。在《周易》中，“生”字不仅表示阴阳之间的一种关系，如阴生阳、阳生阴，也是天、地、人三才变化的一种“常道”、一种生命力，即“生生”。

　　流行的说法认为，《周易》研究宇宙万物变化的模式与规则，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周易》所研究的“变易”、“变化”，主要并非事物一般意义上从无到有、从有到无或由此及彼的变化，而是指宇宙各种生命生生不息的“生化”，故唐儒孔颖达诠释道：“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4]78。在《周易》看来，天地万物与人类的存在是由一种内在的力量主导的，即由“生生不息”或“生生不已”的内在力量主导的，这是宇宙之“仁”与“大爱”，人类行为之“善”就在于顺应自然时序、顺应生命的节奏以实现这种“生生不息”，否则，即为恶。儒家孔子所谓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8]2483，道家老子所谓“长生久视”思想[9]，民间文化的重生轻死、强调家族香火的延续，在相当程度上都是这种“盛德”思想的一种体现与转化。

　　由于“生生”思想在中国古代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历史上有不少思想家对“生生”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北宋思想家张载云：“生生，犹言进进也”[10]，认为所谓“生生”，指的是自然生命的不断增生长进。理学大师程颢云：“道的内容即是生生，生生之易为道体，为天理”，又云：“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只是善也”[11]，主张所谓天道、天理、善的实质内容就是“生生之易”。易学大师周敦颐云：“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12]，强调阴阳二气的交感是万物化生、生生不已的根源。清代儒学大师李塨指出：“《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即仁也，即爱也，即不忍也，即性即情也”[13]，强调“生生之德”就是天地间最大的“仁”、最大的“爱”、最大的“不忍”与性与情。清著名思想家戴震云：“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条理者，化之流”[1]61，认为宇宙间一切的现象都可以归结到“生”，“生生”是运动变化的源泉和自然规律的本质。

　　对于中国古代这种“生生不息”的自然观，英国近代著名中国科技思想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先生深有体会地指出“对中国人来说，自然界并不是某种应该被意志和暴力所征服的具有敌意和邪恶的东西，而更像一切生命中最伟大的物体”[15]，为此，他把中国古代的自然观称之为“有机的自然主义”。

　　对于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费孝通先生曾经这样总结道：“刻写在山东孔庙大成殿上的‘中和位育’四个字，可以说代表了儒家文化的精髓”[16]。从思想史角度看，儒家这种“中和位育”的思想实际上就来源于周易的“盛德”思想。在《周易》那里，天地有位，天在上，覆护苍生，地在下，承载万物，万物的阴阳属性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节制，并存而不害，在天地之间繁育绵延，随阴阳时序变化而不断自然循环。在这里，天地生育万物而不张扬，也不求回报，不像人类强调“德福之报”，故谓“盛德”。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8]2526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强调“天地之大德”的“盛德价值观”不仅在儒家孔子的思想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说孔子早年的仁爱思想具有道德论、人性论的特征，强调“慎终追远”的必要性，并试图通过自己的从政实践来落实与推广，那么他在晚年研习《周易》、作《易传》以后，就脱离了家国的精神束缚、从“大化流行”的形而上学视角来思考天、地与人生的变化，从一个道德家、政论家成为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他从宇宙论、本体论视角论证“仁爱”的普遍性，并通过修史删诗以及礼乐教学思来传承与推广，以致影响了后世儒家、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使得中国文化具有了与西方宗教追求“救世主”不同的世俗理性特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盛德价值观”这种追求天地之间“生生不息”的世俗理性特征，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本土特色，它既不追求神秘主义的来世幸福或天堂福祉，也不追求世俗的荣华富贵、资本增值或道德荣耀，而是突破民族、家族与人生的精神束缚而直追“天地境界”，把本体论、存在论与价值论统一起来，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二、盛德价值观的思想特征及其当代价值

　　本文之所以关注、进而提倡“盛德价值观”，主要还是鉴于当代人类的生态危机，鉴于功利主义思想重视人类的经济利益、世俗利益、忽视宇宙各种生命延续的价值，希望借助《周易》的“盛德”思想起到借鉴作用。从总体上看，《周易》的盛德价值观思想除了具有上述的“世俗理性”特征，还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过程主义：在《周易》看来，宇宙万物的演变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变化的过程，一方面它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变化过程，故《系辞下》云：“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4]89-90。另一方面，就人类居住的地球环境而言，它在天地之间的变化一般经历昼夜更替、节气变换和四季循环的过程，人的行为也需要顺应这种自然过程，故《易传·乾·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4]17这里强调与四时合序，既有顺时养生之意，也有顺应时序变化之过程意义。

　　二是重生主义：《周易》具有比较浓厚的重生思想，主要表现有二。其一是重生轻死，重视生存的价值，很少谈到“死”，经常提到的是“生”、“生生”“资生”、“化生”，即使是“死”也理解为“化生”；其二是重视生命的化育、延续在宇宙中的价值，强调万物“生生不息”的存在论价值，劝人行善，故唐孔颖达诠释道：“生生，不绝之辞。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前后之生，变化改易。生必有死，易主劝诫，奖人为善，故云生不云死。”[5]

　　三是自然主义：《周易》的盛德价值观思想是建立在自然主义基础上的，它认为世间万物都是自然而然的存在，一切都是由阴阳和合而成，顺应时序变化，没有任何神秘性，故《易经·系辞下传》曰：“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4]87，完全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景象。

　　四是道德主义：在周易那里，“生生不息”既是一种宇宙观与本体论，也是一种价值观论与道德论，在生生不息的过程中，有两种道德尤其受到推崇，第一种是乾道，主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4]，因为“物不可以终穷，穷则变，变则通”[4]，“否极泰来”是基本的法则，因此主张自强、自主与自信，不惧危局与险境，对未来充满信心；第二种是坤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4]，强调万物要有包容之德，要有宽厚的胸怀，包容天下，包容万物。《易传·坤·彖》云：“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4]18，强调大地的美德在于万物得以滋生、顺承天道。《礼记·中庸》所说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17]，《论语·子路》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8]2508，《国语》说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18]等思想都是由此而来。

　　下面我们再来谈谈盛德价值观的当代价值问题。在当代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人类所遇到的一个巨大烦恼与困惑就是，人类的行为准则究竟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的问题，目前学术界的争论仍然异常激烈，莫衷一是。从盛德价值观来看，人类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既不能盲目强调“人类中心主义”，不能为了人类的利益而牺牲其它动物、乃至生物的福祉，“万物并育而不害”，日月山川、动物、植物与人类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命运共同体，也不能盲目强调“生态中心主义”，不能为了保护地球的生态平衡就盲目反对科技创新，忽视科技创新对人类发展的巨大支撑作用，而是主张尊重宇宙各种生命的尊严与权利，保护生态，保护人类，把维护万物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生不息”作为最高准则。现代军事技术包括工业技术的创新固然会做出有损人类生存的事情，如原子武器、生化武器的研发创新会危及人类乃至地球的存在，有违“生生不息”之“盛德”，但这些并不是我们反对科技创新的根据，而是有限度地进行科技创新的根据。

　　在生态危机严重到威胁人类的生存以后，许多人往往认为生态平衡是最重要的，人类的利益得失等而次之，提倡所谓的“生态平衡主义”。实际上，生态系统的平衡永远是暂时的，不存在静止、绝对的生态平衡，不要说人类行为的干预，即使是自然界的变化，如火山爆发、自然干旱、洪涝灾害、日月星辰的异动也会不自觉地打破平衡，否则历史上就不会发生“恐龙灭绝”等生态灾难。何况随着人口的膨胀、消费欲望的膨胀以及科技开发水平的提高，各种生物资源与矿产资源已遭遇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开发利用，造成严重的能源危机、资源危机与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的平衡早已被破坏，气候变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换句话说，生态系统总是处在从不平衡到平衡再到不平衡的不断循环的过程中，不必机械、盲目地保持生态平衡，一切行为以“生生不息”为最高行为准则就行了。

　　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角度看，生态中心主义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即过分看重个人主义价值观所起的负面作用，忽视了资本主义制度因素在其中所起的破坏作用，其实“价值观的变化包括人类对自然看法的变化取决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方式”[19]。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应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且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20]。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大师福斯特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从一开始就建筑在城市与农村、人类与地球之间物质交换裂痕的基础上，目前裂痕的深度已超出它的想象。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社会已存在着一种不可逆转的环境危机。但是，暂且不谈资本主义制度，人类与地球建立一种可持续性关系并非不可企及。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改变社会关系。”[21]本文认为，制度因素固然重要，但制度因素不会是唯一根源，还有其他因素，需要综合分析与应对，我们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改造上。其实问题的关键既不在于机械保持生态平衡、也不在于盲目限制科技的发展或改造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是在于如何以“盛德价值观”为最高准则在动态中重建平衡，重新确定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辩证处理不同利益、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从认识论角度看，当代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并不在于近代以来过分关注人类的利益为本、忽视了生态系统的作用，而是在于自近代以来受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影响，一方面追求个体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又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保障个体的经济利益，不惜损耗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利益。自近代以来，人类一方面为了生活便利与生产发展的需要研发了火车、电灯、电话、打印机、电脑等先进工具与器具，一方面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也研发了原子弹、氢弹、生化武器等毁灭人类、毁灭地球的武器，以至于人类的生存总是处于危机重重之中，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深刻的教训。这就在警告我们，相对于人类的“生生之道”来说，个体的利益、自由以及国家的主权都是次要的，不能主次不分、本末倒置，如果忘记了“天地之大德”、忘记了“生生之道”，人类无异于自取灭亡。

　　从《周易》的盛德价值观来看，当代人类要摆脱生态危机，建立健康的生态文明，并不是在于空洞、盲目地主张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而是要端正人在自然中的地位，明确人类行为的最高价值与行为准则：

　　第一，无论科学技术如何发达，人永远是自然存在的一部分，不可能成为自然界的主宰。人的能力固然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发展，但是人类在自然界面前永远不是主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类的母亲，不能把自然界当成任意掠夺的资源，而是当成人类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

　　第二，“生生不息”既是自然规律，也是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与最高价值，我们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经济必须是为了人类的繁衍与永续，否则就是自取灭亡。

　　第三，人类既是自然的存在物，也是能动的存在物，需要辩证处理人类利益与生态平衡之间的关系。人与生态系统的平衡关系是暂时的，是一个过程，我们不能为了生态平衡而损害人类的生存权，要辩证处理人类利益与生态平衡之间的关系。

　　第四，人与自然万物的存在是一个共生关系，“万物并育而不害”，所以它们的生存权是平等的，不能厚此而薄彼，一旦不同生命的存在发生冲突，需要在“生生不息”这一“天地之大德”的价值观背景下进行权衡取舍。

　　一句话，我们既不主张“人类中心主义”，也不主张“生态中心主义”，而是主张“生生不息主义”，即主张盛德价值观，宇宙万物的生命存在、繁衍与永续才是人类行为的最高价值。面对严峻的生存危机，面临多元化的国家利益、个体利益，我们既要“自强不息”，积极主动地发展科技，以便解决问题，也要包容万物，在发展、共生中解决问题。

　　三、盛德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最后，本文拟结合盛德价值观、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责任”简要谈谈“中国本色”的生态文明以及“中国特色”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建设问题。

　　所谓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责任”是相对于其“民族国家责任”而言的。对于当代生态危机，中国学术界知道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所具有的全球意义与全球价值的，也承认具有一定的全球责任，但是，由于受近代被西方列强侵略与蹂躏的影响，国人关注更多的是“国强民富、民族复兴”，雪耻是其主要的民族主义心理动机，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责在其次。由此造成当代中国的建设更多关注的是经济的发展、民众的富裕、国力的提升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对于生态危机、环境污染及其全球责任问题重视不够，直到雾霾问题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国际问题后，才引起足够的关注。

　　实际上，中国生态文明的建设不仅具有“民族责任”与“时代责任”(指生态文明时代责任)，还具有“全球责任”，主要表现如下：其一，中国是一个全球性的人口大国、领土大国与经济大国。中国的人口世界第一，中国的国土面积也排在世界前列，中国的GDP也已仅次美国据世界第二，世界银行最近甚至根据购买力评价预测中国的GDP在今年将超越美国排在世界第一，所以它的经济建设的水平、质量及其资源消耗、能源消耗的影响将对全球生态文明的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具有不可忽视的全球责任。其二，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走的是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道路，正如大卫·格里芬等人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当代人类的生态危机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承担挽救人类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责任，这个担子只能落在社会主义国家身上。[3]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承担拯救人类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领头羊”的“全球责任”，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大国，不具有与全球资本主义抗衡的力量，无法承担这样的重任。其三，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发展中大国，具有深邃的农业文明智慧与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建设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简称“中国本色”)的生态文明，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与发展的需要，也是生态文明建设本土化的需要，对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来说既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全球责任。

　　既然建设具有“中国本色”的生态文明具有全球意义与全球责任，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谈谈其建设途径。对于生态文明的建设路径，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流行的看法主要有：一是加强技术创新，尤其是加强环保技术的发展，在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同时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问题；二是控制经济增长，大力推进循环经济，促进科学—技术—经济—社会的循环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出于地球上人口爆炸和能源与资源有限性的紧张关系，可以采取“稳态增长模式”或采取“零增长模式”；三是大力发展金融、法律咨询、物流、电信技术等服务业，降低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促进从工业社会向生态社会转型，以便从根本上解决工业文明的危机问题；四是加强生态价值观的宣传，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与环保意识，促进生态文明的建设。

　　从总体上看，这些看法各自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技术创新在解决生态危机、发展经济的同时，由于人类知识的有限性以及从技术开发到技术实施的多环节性，往往也会造成新的生态问题。例如，美国现在大力发展的页岩气技术开发就是典型的案例，它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能源短缺问题，另一方面页岩气在美国也引发了一系列潜在的问题：“首先是开采页岩气所使用的水力压裂技术需要消耗大量水资源且不可回收。据介绍，灌溉640英亩(约合2.6平方公里)干旱土地需要4.07亿加仑(约合15.4亿升)水，可收获价值20万美元的玉米。等量的水，如果用于水力压裂技术钻井，可获得价值25亿美元的石油。由于钻井所使用的水要注入比地下蓄水层要深得多的页岩层，大量水主要被岩石吸收，而不能再回收利用”[22]，遭到当地许多民众及相关部门的反对。二是生产力的发展、医疗水平的提高、市场经济的扩张导致人口数量的爆炸、消费需求的剧增，最终导致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稳态发展模式”或“零增长模式”根本就无法满足消费经济的需求，不具有实施的可行性；循环经济到目前为止只能在局部实现，由于民族国家利益以及技术发展与循环经济发展本身局限性的影响，要在全球范围实现困难重重。三是过分重视服务业(尤其金融业)、轻视制造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泡沫与经济危机，美国20世纪90年代房地产业的发展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四是生态文明的建设固然离不开生态意识与环保意识的宣传与提高，但生态文明的建设根本还在于“超越民族国家利益”、具有全球视野，否则，生态文明建设就根本得不到落实。例如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也是积极宣传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但美国为了本国的经济利益反对《京都议定书》、阻挠碳排放协议的签订，在世界上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影响了世界生态治理，就是典型的案例。一句话，问题的关键在于确立“生生不息”的盛德价值观，才能处理好其间的复杂关系，否则就会舍本逐末，自取灭亡。

　　鉴于盛德价值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及其与生态文明的价值吻合性，因此，本文主张以“盛德价值观”为核心建设“中国本色”的生态文明，倡导盛德价值观，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以盛德价值观统一、协调人类的多元论理、多方利益，为拯救人类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当然，古老的盛德价值观毕竟具有时代局限性，它在当时还没有涉及到生态危机问题，也没有涉及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建设问题，可是，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涉及到这些问题。因此，本文认为，在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以中国传统的盛德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当代生态价值观思想共同引领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以便解决目前的生态危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问题，使得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从“民族情怀”走向“全球境界”，为人类生态文明的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如果说“国强民富、民族复兴”是我们中华民族自近代鸦片战争民族受屈以来的“民族梦”，那么，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随着中国梦的逐步实现，建设全球性的生态文明强国就是我们的“时代梦”，才是民族崛起的时代标志。

　　换句话说，我们要建立中国特色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其“特色”就在于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建立在“中国传统的盛德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生态价值观”这“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基础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其核心价值观，追求社会正义、为民众谋福祉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其制度保障，生态经济发展是其经济基础，其民族文化根基就是追求“生生不已”这一“天地之大德”的民族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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