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时代，社会向心力如何凝聚？

来源 | 《国家治理》周刊（2015年8月第四周）

作者 |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教授曹英

 

民力、民智、民心的聚合

 

 

 

社会动员

社会动员是现代社会政治权力的主要功能与行为方式之一，是政府通过媒体宣传、社会组织和政策引导等，实现行为解释、理念论证。政府主导的社会动员是政治权力动员、整合与培育社会力量实现理念、政策的过程，是政治权力与公民个体、社会力量之间的双向运动，是现代政治的重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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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员重在建构共意共识

 

 

现代社会的社会动员与传统社会的社会动员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强调政府与民间力量的互动性。政府主动性的引导过程，暗含了对民众权利的体认与尊重，是政策人性化的表现，即政策的目的通过政策效果来体现，政策效果的判断标准是民众的感觉与判断。要想提升民众的满意度，就必须先在地体现民众的知觉与认知， 先在地让民众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换言之，民众权利的实现即民意的满足是社会动员的目的。

 

网络时代强化了现代社会动员的行为特质。互联网的发展扩张了民众权利。通过自主化、自由化的学习与表达，民众扩充了知识量，提高了思想层次，提高了 对政策利益的公平、社会道德的进化和国家环境净化的要求。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网络时代的社会动员是权利运动、社会运动和正义运动。

 

体现民意的社会动员，可粗分为共意动员和共识动员。共意动员是指政府满足民众利益从而得到民众支持的社会动员。政府以政策解决民众的需求、民众因支 持政策获得实质性的利益奖励，二者达成利益交换，是一种功利性的动员模式。共意动员是以利益交换获得权力的控制与服从的关系，是政府权力和民众权利博弈、 妥协的结果，这其中既有民众利益抗争的压力，亦有政治权力的主动性善意。

 

共意动员的潜在因素是利益表达、利益实现，其制约性因素在于民众利益需求的无止境性增长。虽然可以乐观地认为人类永恒的贪婪欲望推动文明不断进化， 但在现实环境中，民众利益需求总是呈现阶梯性增长，欲望升级、诉求增进和不满递进发展，衍生出愈满足愈不满的情况，政府和民众互动渠道结构性堵塞，最终 激化双方矛盾，导致政策失败。

 

共识动员是指政府与民众获得共同的意识、观念与理念，民众自愿认同、信任政府。共意动员是利益的诱服，是功利性交换；共识动员是理念的信服，是双方 的共同合作。民众服从的具体表现是对暂时不利于己的政府政策的容忍、支持，政府能最大程度地集中现有资源执行自己的意志，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在当前中国，宪法是国民最低程度的最大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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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化的民众更易理性

 

组织化的民众更易理性是对网络时代民众群体化特征的一个重要判断。网络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民众权益意识与权利能力的大幅提升，并有依托互联网组 织化集体表达的趋势。民众权益意识与权利能力的提升是社会成员“公民化”的重要进步，是国家文明发展的重要过程，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表 现，但对政府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建设又是严峻挑战。

 

个体社会成员的需求不易理性。个体社会成员的需求在庞大体制面前无足轻重，易被政府体系忽略与无视，个体权利争取的失败、个体尊严受挫容易导致个体 抗争的激化与冲动，从而出现“弱者的残忍”等极端反社会现象，危害社会整体利益。

 

但大众组织化的需求会导向理性表达。如个体权利组织起来集体表达，形成普 遍性要求，并委托相关专业人士与政府进行谈判，政府亦以专业人士进行专门化应对。政府和大众的利益纷争转化为双方代理人的专业化博弈，并由得到双方认可的 权威部门裁定最终的解决方案。显然这种专业性、专门化的利益博弈行为更具有理性。组织化的民众、专业化的职业群体、权威的裁决部门的理性讨论、辩论、妥协与合作，即是法制化与法治化的利益解决渠道。换言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需要民众的组织化，民众的组织化是使社会利益争端理性化的必需步骤，也是导向法治化的捷径与桥梁。

 

民众组织化的另一个有效途径，是社会协商制度的建立。社会协商是政府主导的民众组织化的表达与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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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员须国家进场

 

 

当前中国的社会动员是执政党与政府主导的“对社会动员”，而不是“由社会动员”。现行的政治体系是动员主体，规定动员理念与目标，设定动员规范，主导整个过程，启发、诱导、劝说被动员的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国家进场”是现行政治体系的基本原则与要求。

 

“国家进场”与我国现行政治力量的现实密不可分。执政党与政府掌控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是民族进步、社会发展的思想源泉、人才基地和主要引擎，是改革 与法治事业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进的根本保证。同时，我国仍处于“总体性社会”，社会组织化程度低、民众自主能力不足、民主参与水平有待提高，相对而 言，国家主导的动员机制较为发达、历史较为持久，强化执政党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大众参与的社会动员模式是可行的、现实性的选择。

 

“国家进场”的社会动员模式，要求政府动员时应倡导“国家符号”的信仰支持。“国家符号”是指为社会大众普遍接受的民族记忆、国家形象的标志物，是社会成员身份识别、身份认同的象征。社会成员对权力的合法性支持易呈现认知密度、忠诚厚度逆向运动的规律，即愈是经常性接触的权力主体愈难得到大众信任、 信任也愈易动摇，愈是不易接触的权力共同体愈易得到大众的深厚支持。

 

共同体大致可分成三个层级：民族与国家等共同体最易得到大众经久的忠诚与支持，形成普 遍的信仰；政府与法律制度等典则次之；基层权力当局经常性地与民众接触，最难得到民众信任，也最不牢固。因此，对历史记忆、精神象征、政党理念和国家典则 的传讲、解读、宣传，利于形成大众信仰和普遍意识，这其中执政党的重大决策、中央权威和领袖权威、国家宪法的示范意义，是强化民众支持的可靠资源。

 

“国家进场”社会动员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利用政府资源对社会舆情进行理性引导。大众舆情有民众利益诉求合理性的一面，但情绪化的表达、个体利益的无节制放大和网络媒体匿名效应，会造成大众舆情的冲动、道德感差和责任性弱。对其一味迎合或打压均属不智，唯有管治方具理性，即通过程序化、正当化的民意 表达与参与，及时、公开的政府告知与引导，使网络媒体成为双方共同发声、利益相互表达、各方意见交易的平台与场所。

 

“国家进场”社会动员再一个重要手段是厚植社会组织，提高民众的组织化水平，培育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文化，形成可靠的社会保障与环境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