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这样的队友：从“雷震案”到“换柱”

雷震

　　雷震与蒋介石一样，都是浙江人。雷震青年时期曾赴日本留学，1917年加入孙中山创办的中华革命党，也就是国民党的前身。回国后他一直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在抗日战争中获得了蒋介石的信任和提拔。他为人豪爽真诚、能力出众、交际广泛，被蒋介石作为心腹要员。1949年，他随蒋介石一起撤退到台湾，同年与挚友胡适一起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提倡拥蒋反共，追求自由民主。

　　《自由中国》杂志连续出版了10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最重要的言论刊物，是传播民主思想的堡垒。杂志的后期转向了反对国民党的高压统治，社长雷震以杂志发声，筹备成立反对党参政。1960年9月4日，台湾当局突然逮捕雷震等四名杂志社成员，并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罪名将雷震关押了10年。

　　胡适得知“雷震案”后，对记者愤慨地说：“大失望！大失望！还有什么话可说呢！11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经成为自由中国言论的象征，我曾主张应为他们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10年坐监，这是很不公平的！”

　　一本党内高层领导创办，宣扬自由主义的杂志，怎么变成了他发起反对党运动的阵地？台湾学者钱永祥解释道，在台湾谈自由主义，首要的对象当然是共产党，可是共产党毕竟隔了一个海峡。而台湾在1950年后局势稳定，国民党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政权，当局采取了许多严厉的高压方式，施行威权政治。《自由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就开始跟国民党发生冲突。

　　国民党在大陆的组织比较松散，主要靠党内各大军阀派系的彼此对抗，来维持领导核心。来台以后，蒋氏政权痛定思痛，以组织为核心，进行党的改造，着手整编情治单位，在军中设立党部，以党领军。国民党在总统府之下掌握情治单位，直接掌握党组织，以党组织为核心，以党领军，以党领政，奠定了威权体制的基础。

　　其实对于国民党在台湾应该如何建立政权，重整旗鼓，从一开始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路线。1950年1月13日，雷震参与国民党改造方案讨论会议后在日记中写道：“有两种思想与见解在流露着，一者是自由与民主之思想，一者就是统制思想。”

　　前者以胡适、雷震为首，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利就是因为没有贯彻民主政治，因此国民党必须彻底反省，在台湾实施充分的民主宪政。

　　后者则以蒋经国、陈诚为首，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正在于提供了过多的民主自由，给予共产党渗透内部和煽风点火的机会。国民党应在台湾彻底清除不安定因素，在军队中建立了党团基层组织，巩固领导中心。

　　随着蒋介石逐渐将管理军政的大权转交给儿子蒋经国，国民党在台湾的威权统治也日益巩固。台湾史专家薛化元分析，《自由中国》的主张面对强人威权体制的建立、强化时，与执政者的冲突也逐渐外显、激烈。它的民主宪政主张，不容于执政者，最终使杂志走向关门的结局。

　　1950年代的台湾，经历了“二二八事变”的社会整体重创，本土的知识分子普遍陷于沉默。而国民党宣扬的教条化的“三民主义”，随着军事上的溃败，也渐渐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和信任。正处于思想“真空”地带的台湾为自由主义的输入和传播提供了契机。 《自由中国》杂志由胡适命名，取二战时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政权之意。胡适曾撰文阐释自由主义的要义：“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

　　对于雷震而言，胡适是传播自由主义精神的导师，也是能够给《自由中国》提供官方背书的保护伞。雷震接过胡适播下的“自由主义”火种，希望将它在台湾付诸政治实践。不过，胡适的自由主义主要面向领袖以及国民的理智和道德层面，反对党、宪政、法治的设计只限于形式架构层面。

　　雷震曾写信动情地劝说胡适出面领导反对党：“这（反对党）不是第三势力，我们是在台湾组织，影响台湾政府的政治。我们不是打倒蒋先生，而是帮助他……先生这样爱国，还只谈学术而不真实负起救国责任么？中国之能否渡过难关，在此一举，希先生仔细考虑。”

　　胡适对此一直婉拒，他不愿介入反对党的漩涡，公然干预国民党的政治决策。《雷震日记》中记有这样两段话：“对读书人讲民主，我也悲观，他们太自信。”“这些东西不是中国固有的道德，他们信之不坚，以后也不会殉道。”

　　雷震组党不是为了取而代之，是为了有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制约国民党。他理解的反对党与政权的关系应该是：反对党不必实际掌握政权，却必须争取获得政权的可能，只有这样才能发挥督促政府进行改革的功效。这相对于后来直接参与选举、夺取政权的民进党而言，已经温和了很多。

　　但雷震及《自由中国》的存在，依然被国民党政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早在1954年，蒋介石亲自下令开除雷震的党籍，并撤销其全部职务。1956年《自由中国》发布“祝寿专号”，借给蒋介石庆贺七十大寿为名，反对蒋介石三连任总统，并全面反思国民党政权统治之下台湾政治、经济、教育各个方面出现的弊病。这一期杂志在台湾社会掀起如潮反响，但也遭到了官方舆论的围剿和打压。以雷震为代表的岛内自由主义势力与当局的矛盾越演越烈。

　　1960年5月雷震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一文，主张台湾应该学习美国实行两党制。6月，他联合台湾本土人士高玉树、郭雨新、李万居等人筹组反对党“中国民主党”，草拟《中国民主党创立宣言草案（稿）》，宣布于9月底成立新党。9月4日，国民党针对雷震蓄谋已久的逮捕行动迅速展开，“雷震案”爆发，《自由中国》停刊，组党计划也就此搁浅。

　　“雷震案”不仅造成了“中国民主党”的夭折，也断送了大陆籍民主人士与台湾政治人物结合的机会。1958年，雷震在致胡适的信中提到：“在台湾搞反对党，可能流血，如先生出来，不仅可以消弭台湾人、内地人之隔阂，且可防止流血。”雷震的组党运动意味着：曾经的国民党内部自由派人士主动与台湾本土的政治精英结合组党，参与地方选举，这是跨越“本省人”与“外省人”界限的重要举措。(注：早期定居台湾的客家人与福建人自称“本省人”，以同战后来台的中国大陆移民“外省人”作区别。)

　　同时，雷震及其同伴也注意到台湾“本省人”对“外省人”的敌对情绪，如果反对党运动一味“将台湾人搞起来，大陆人将来是要受欺压的。”因此，来自大陆的政治精英和台湾本土势力应该联合起来，“不分台湾人和大陆人，一致合作经由和平的程序为民主自由法治而奋斗”。

　　随着“雷震案”的爆发，这些充满了政治预见性的主张都成为历史中的尘埃。今日的台湾，依旧上演着类似于“外省人”和“本省人”的蓝绿之争，而国民党的内斗属性也一如昨日，正像侠客岛写的：“洪秀柱7日晚在脸书上发了一帖，说观世音希望有能力的驴子陪唐僧去西天取经，但西天取经太累，驴子宁愿做安稳又安全的事，不善于负重的马才决定挺身而出。结果，虽然驴子没去取经，但走的路没比取经的马少，驼的重物也没较轻，只能蒙着眼睛绕着磨坊打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