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台独与"台湾土改"有关

原标题：台湾七十年政治生态演变：一代人记忆被扭曲

　　台湾“二二八”事件亲历者陈明忠，年过八旬后重返大陆回顾一生，他曾两次入狱共21年，也是台湾最后一位政治死刑犯，从日据时代到当今台湾，陈忠明、汪晖、吕正惠、高金素梅、蓝博洲等几代人讲述时代的变迁与小人物的命运，还原真实的二二八、台独起源和被扭曲的时代悲情。

　　两岸的年轻人对台湾近代史非常模糊

　　高金素梅：2003年我开始从政时认识的第一个团体就是“台湾原住民部落工作队”。那个时候我刚从演艺圈离开，涉足最复杂的政治圈，还是一张政治白纸。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对台湾的近代史并不是很了解，跟陈明忠先生认识了之后我才终于清楚知道了历史的重要性，我才终于明白我是谁。十几年的时间里，大家比较知道的我们的行动就是冲撞靖国神社。十几年当中，陈先生跟冯老师一路陪着我，不管是冲撞靖国神社也好，不管是控告日本首相小泉也好，他们两位老人家用他们余生行动不方便的力量陪着我走。我知道这是多大精神和力量，我非常地感激。

　　《无悔》能够在台湾发行，对于像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特别重要。我更开心今天能够在大陆发行。目前两岸的年轻人其实都对台湾的近代史是非常模糊、不太清楚的。所以，我很希望这本书能让两岸的青年人更加了解台湾那一代的历史。

　　跟大家再简单说明一下，我父亲是安徽人，年纪差不多跟陈明忠先生一样，他跟随国民党到台湾，是宪兵骑兵部队的，所以跟陈先生在台湾的近代史里面有非常复杂的交错。当我看到陈先生跟冯女士的时候，尤其我了解了他们人生过程的时候，我更加敬佩他们。他们应该算是我政治上的老师和学习的对象。

　　“二二八”让国民党失人心  枪毙者临刑大喊“共产党万岁”

　　陈明忠：我是祖先是跟郑成功一起去台湾的，所以我的家乡在台南。光复以前我是学日本话的，读日本学校。中学上的是高雄中学，那算是高雄县最优秀的学校，一班50个人里台湾人只有10个。而且很多学生都是来自城市，像我这种乡下孩子很少，所以我们班的导师说高雄中学最差的学生就是陈明忠。

　　小学时代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日本人，希望将来当日军上将，骑白马，威风凛凛的。但这个希望到了高雄中学完全颠覆了，为什么？我被人欺负，他想打你就打你。有一次，和日本人打架我打赢了，结果十几个人把我围在教室打我一个人。最后讲了一句话，你跟日本人打架可以，但不许打赢，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冲击，让我开始慢慢了解到我原来不是日本人，我是“二等国民”。

　　光复的时候我还在部队里当兵，16岁，战争期间，为训练对抗美国坦克，在路的旁边挖了一些洞，人躲在那里，坦克车来的时候，就用竹竿挑着炸药包冲出去，刺向坦克车，然后卧倒。有一天我忽然想，只有一个竹竿的距离，一爆炸我就死掉了，卧倒就多余了。我用老实话讲出来了，被打得一个礼拜爬不起来。我气不过跑出去，被宪兵队抓起来，本来应该军法从事，但因为会对队长有影响，所以只是把我关了起来。

　　两年以后“二二八”事件发生，“二二八”最后一仗是在埔里，我在那边当突击队队长。学国语那些人，本来很欢迎国民党，发生了“二二八”事件以后，他们很反对国民党。他们都是中学生，在那时候的台湾算是有文化的。又过了三年，白色恐怖时期，教国语学国语的那些人，“二二八”事件打仗的那些人，一个一个被拉出去枪毙了。他们出去的时候大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我当时就想，你们走的路我一定要跟着走，我不会违背我自己的良心。

　　民族主义信念和走向左翼之间有必然联系吗

　　汪晖：我对台湾没有真正的研究，我也是读陈老的书，读蓝博洲的书，跟吕先生他们学习，才开始重新弥合被历史拉开的很大的一个鸿沟。

　　刚才陈先生说了他自己的一些经历，这本书在台湾出版以后我读过一部分，现在重读了一遍非常感动。为什么感动？因为这本书就像一个活着的20世纪的见证人，是一个活的纪念碑。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铭刻在他的身体里面、他的故事里面。不但如此，在今天这个时代里，最难得的一点就是他书的标题里表达的，他的态度是“无悔”。

　　无悔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就是他用自己20世纪的经验，构成了一个看待那段历史的内在视角，并从那个视角审视我们今天的时代。这是一代人的证词，也是一代人告诉我们、要传承给我们的活的经验。

　　我特别要说到，对于过去的故事，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博物馆、档案馆里都能看到一些，但是把这样的经验变成理解这个时代的方法，而且坚守这个视角的人少之又少，我们几乎很难看到。

　　我最早读到吕先生对陈先生的访谈的时候，对其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挺有感觉，大陆年轻的一代也会有这样的疑问，这个问题是，对于祖国的信念，一个爱国的民族主义的信念，和走向左翼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尤其是在当代世界里，由于失去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样基本的历史范畴，民族主义似乎只是一个不能加以区分的空洞的政治范畴，它不断地被批评，但是它的历史内涵被消解掉了。

　　读《无悔》的时候，从陈先生的讨论里能够感觉到帝国主义世界内部的不平等，是和阶级的关系关联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民族问题跟阶级问题之间是存在着内在的勾连的，这个勾连是由帝国主义这样的一个独特的、那个时代形成的世界现象造成的。所以，对于陈先生来讲那个过程是自然的，但后代的人看起来好像很难理解。陈先生的回忆是活的证词，让我们理解一个时代的反叛是怎样把不同的力量综合到一个潮流里面的。

　　陈先生讲到光复的时候那些唱着三民主义歌的人，正是在二•二八时代拿起枪来反抗国民党暴政的那些人，也是在白色恐怖当中被杀头的那些人。他们的残存者应该就是后来陈映真、吕先生的那代人，他们看起来是如此地不同，各自的表述也是不一样的，但他们是同一代人。这是20世纪非常独特的历史经验，这个内在的经验也成了陈先生思考当代问题的一个契机。

　　汪晖：两岸和解不是简单消弭所有政治分歧

　　我看到陈先生后来跟马英九先生的对话，包括促成连战访问大陆求得两岸大和解的过程，这个大和解是从那个惨痛的历史境遇里走出来的促进和解，而不是消弥所有政治分歧，这个视角让我觉得非常难得。

　　因为在今天的世界里到底怎么促成和解，到底怎么促成中华民族的统一与和平，是个政治问题。这个政治问题需要回到20世纪的经验里来思考，不是要消弥掉，而是要重新解释和理解，使它变成解决我们今天问题的一个视角。所以从陈先生这个内在于20世纪中国政治经验的视角所看到的中华民族的经验，和今天中国大陆所讨论的民国的经验，是完全不一样的经验。恰恰是陈先生这样的经验，十分有利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未来。

　　在这部书的后半部分，包括作为附录的访谈里，谈到了对大陆的看法。怎么解释中国大陆今天的变迁，在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激烈的讨论。对陈先生的看法，在台湾、在大陆恐怕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陈先生的这个看法值得我们珍视，因为它凝聚了20世纪最惨痛的历史经验，这是我们真正要记住的一点。如何判断今天中国大陆的成就和面临的严峻危机和挑战，都需要回到这个历史经验当中去看待。

　　“台独”与“二二八”无关  “台湾土改”才是导火索

　　陈明忠：“台独”说他们是由二二八来的，好像二二八变成了他们的道德正当性了。参加二二八事件那些人后来全部都参加共产党了，后来在监狱里连共产党的小组长都枪毙了。我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所以第一次判了10年。我们一天24小时里有23小时45分钟在房间里面，没什么值得讲，没有事情做，我们就讲二二八事件的时候究竟死了多少人。算下来大概不到一千多人，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

　　可是现在民进党说几千、几万人。我有一次到美国去演讲的时候，说死了差不多一千多，好多人不满意，他们说国民党有机关枪。没有错，但机关枪射我们，我们不会躲吗？他们说高雄人被杀了30万，我说我是高雄人，高雄只有15万人，要杀30万只能把高雄人统统杀光，然后到其他的地方再招15万人来杀光。

　　土地改革的问题。我家里是地主，所以对土地改革的问题比较了解。我为什么走共产党这条路？我在高雄中学的时候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以后，又找了一些书来看。当时我看了日本的《三代实录》，书中收录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时代的许多政治历史事件，没有特别立场，只是报道。书中被捕的日本共产党在法庭上的陈述让我很震撼。有个医生加入共产党，被问到为什么？他说，他家是大地主，她妈妈患了严重的气喘病，他从小立志做医生救病人。一天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工，一看就知道染上了肺结核。他告诉女工，肺病是初期的，只要多休息多吃有营养的食物就会好。两年后，女工又来看病，却恶化为末期，没救了。医生骂她为什么不听话。女工哭着说，她爸爸早就过世，妈妈长期生病，家里还有两个幼小的弟弟，她只能工作多久算多久，好让弟弟长大，哪有时间休息！这位医生说以他的经济条件，就算可以救女工一家人，仍无法救全国同样需要帮助的家庭，所以他加入共产党。他讲这些话时，整个法庭寂静无声。法官说，他能理解这样的心情，但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呢？医生反问，现在有哪一个政党提出解决这种社会问题的纲领呢？因此他认为，参加共产党是唯一的选择。这对我影响很大。所以对土地改革不会反对，我很希望解放土地给农民。

　　参加二二八的人后来都变成了共产党，跟“台独”一点关系都没有。“台独”1960年左右，土地改革以后才是开始的，失去土地的那些人成了“台独”。“台独”大部分是台南一中、嘉义中学毕业的人，因为这里是台湾最大的农地区。所以，我开始了解到原来“台独”和二二八没有关系。后来台湾经济开始回暖，先代理日本的商品，代理人大多是以前的地主。说一句不客气的话，二二八我是从头到尾参加的，所以知道“台独”和二二八没有关系，“台独”跟土地改革有关系。

　　吕正惠：二二八那些反抗的人加入了地下党，后来都被枪毙了。而那些地主因为土地被国民党廉价买走，对国民党都比较怀恨，他们都是亲日的，在经济复苏以后就开始跟日本合作，卖日本的商品赚钱，真正抗日的子弟下场都很差。

　　“二二八悲情”被“台独”利用  一代人的历史被扭曲

　　蓝博洲：再补充说一下。在性质上，二二八发生在1947年，是地方性的官民冲突。可以说是接收官僚的腐败，加上文化上的一些落差造成了二二八，又发展成全省性的暴动。经过二二八事件后，陈先生这一代人从认同白色祖国转而认同红色祖国。“台独”讲二二八是“台独”运动，这是不对的。

　　再后来到1949年，在大陆失败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撤退到台湾，为了巩固流亡政权，开始在台湾肃清以共产党地下组织为代表的所有反对力量。所以1949年8月开始全省性的大逮捕，从1949年12月开始执行枪毙。可是那时执行枪毙的对象都是大陆来的外省人，不是台湾省籍的人。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基于反共战略的需要，不得不有条件地支持蒋介石。蒋介石想从鸭绿江反攻大陆，可是美国不让他参战。蒋介石得到美国的支持以后，解放军一时没有办法渡海，所以他开始对台湾本省的政治反对派执行枪决。

　　本来二二八的历史在陈先生那一代早就翻过去了，他们那一代已经用实际的革命行动解决了二二八的问题。可是台湾白色恐怖以后因为两岸长期对峙分割，加上台湾长期实施反共戒严令，整个社会处在反共、恐共的状态中，所以那一代人包括地下党的烈士也不能把他们的历史、故事、他们真实的身份和想法告诉下一代，整个社会都不能谈这一整代人的历史，甚至连更早的抗日历史都不能谈。所有的抗日分子都被老蒋抓去坐牢，老蒋重用三只脚亲日的人，所以台湾的价值观就颠倒了。

　　台湾人有所谓这种“悲情”就被“台独”分子利用来扭曲历史，说台湾人被外省人迫害，二二八是“台独”运动的开始。今天的台湾人对历史的记忆有一种错乱，被“台独”分子利用为一种政治情怀，每年到二二八，“台独”就举行活动用来强化自己的正当性。

　　陈明忠：我当过二二八基金会六年多的董事，我也是人权博物馆筹备会筹备委员，所以对白色恐怖比较了解。白色恐怖死了多少人？现在还搞不清楚。筹备委员公开发表的被捕坐牢人数有8000多，可是还有8000多人没有解密，死了多少人没人知道。

　　现在知道受难的共产党员有1300多个，1949年到1953年抓了3万人，其他我们都没有资料。按照谢聪敏引用“立法院”的资料，白色恐怖时期因为涉及“匪谍”案件被捕的有14万到15万人，其中大部分是被冤枉的，具体死了多少不知道。在这十几万人当中，外省人的比例大概是40%左右，而当时台湾的外省人比例是15%。所以，外省人受害的比例相当高。

　　可是因“台独”而死的只有一个，是自杀。台湾的历史被搞得乱七八糟，等到整个台湾解放以后看看可不可以解决，因为这些是国民党自己做的，他们不讲话，而民进党如果要把自己的死亡人数发表出来也觉得很丢脸，所以也不说。

　　中国有自己的路，按西方去走一定会死掉

　　陈明忠：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路，不能够走外国的路，像奥林匹克的比赛项目、比赛规则都是白人决定的。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强壮，比如划艇，他们划两下，我们要划三下，怎么比赛？没有办法。要改变一下，后来我看到打乒乓球，西方人打长的，很好看，现在是要打短的，就站在台子旁边动作很快，中国人就能赢。中国打赢了，西方人不高兴，一定要把台子弄高。

　　什么规则都是人家定的，按照他们的路走我们一定会死掉，所以中国要走自己的路。中国有中国的路，我们要遵照国情，不要听他们的。我参加共产党的时候民主不是现在的民主，我对外国的普世价值很怀疑。我在台湾看到没有钱就没有办法选举，这是很糟糕的。我不相信外国的价值观一定比我们的好，我相信遵照中国自己的国情才是对的。

    嘉宾简介：

    陈明忠，台湾"二二八"事件亲历者，前后两次入狱共二十一年，台湾最后一位政治死刑犯，统派的旗帜性人物之一。

    高金素梅，本名金素梅，为参选台湾地区"原住民""立法委员"，因而跟随母姓改名为高金素梅。曾为台湾地区著名歌手、演员、主持人，凭《梅珍》一片荣获圣地亚哥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

    吕正惠，一九四八年生，台湾嘉义人。先后任台湾清华大学与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专治唐诗与台湾现代文学。台湾文学的论文选集《战后台湾文学经验》北京三联书店即将出版。

    蓝博洲，台湾省苗栗县客家人，小说家、报道文学作家。

    汪晖，中国大陆著名学者，通常被认为是"新左派"（中国当下语境意义）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