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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发言正文:
我在担任驻日本大使期间(1998年到2001年),中日关系还是比较好的,但这不是我的贡献,而是我的幸运。离开那个岗位以后,我到联合国担任了联合国的副秘书长,做了五年,退休以后曾经担任过中国联合国协会的会长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去年这两个岗位都已经退下来了,所以我现在只是代表我个人发言。

讲台左二为陈健大使
我退休以后,从外交上来说,主要关心两个问题,一个中美关系,一个是中日关系,或者中美日关系。
我讲四点:
第一点,亚太格局的变化和它所带来的影响;
第二点,美国和日本亚太政策的变化;
第三点,美国、日本政策变化带来的冲击;
第四点,亚太安全面临的挑战。
自从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结束以来,亚太地区经历了持续40多年的和平时期,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下,亚太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日本、东盟和中国,实际上不仅是东盟,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先后实现了经济起飞。虽然这个地区一直没有一个包括所有国家的集体安全架构,但是亚太国家之间紧密的经贸联系已经成为本地区和平稳定的“压舱石”。
然而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局不祥,美国改变了以欧洲和大西洋作为战略中心的方针,先后提出了重返亚太和战略再平衡,这两个变化使得本地区有关国家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被放大、被激化,似乎构成了本地区和平安全的挑战,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呢?我想用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的话来说,两年以前在北京举行的一个论坛上,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曾经作了一个主旨发言,这个发言当中谈到中日关系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下面我引他的话:
中日关系不只是历史问题和钓鱼岛问题,深层次的原因是在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两国如何看待对方的问题。

我赞成他这样一个判断,并且认为这个判断也适用于南海。时至今日,人们已经看到南海问题已经不只是有关国家岛礁主权的争议,实际上是在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和美国如何看待对方,日本又想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这样一个大的问题。
所谓国际关系、国际格局的变化,我像霍克前总理一样,认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使得亚太地区原来面临的共同威胁消失了;
第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使美国企图建立一超独霸的世界格局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第三,中国、印度和东盟等亚太经济体崛起,打破了旧的实力平衡,使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从欧洲转向亚洲。
这是我谈的第一部分,就是亚太格局发生的变化和在这个变化之下带来的美日政策的调整。
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国为了维护亚太地区霸主地位,做出了重大的战略调整,并且在自身实力不足的情况下,提出了用“巧实力”作为硬实力的补充,这是当时担任国务卿的希拉里提出的(目前希拉里已经成为美国下届总统的参选人)。
巧实力是什么呢?我的理解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借助外力,第二个是利用矛盾。所谓借助外力,主要就是借助我们的邻国日本,借助日本的野心,通过美日澳、美日韩、美日英一系列的军事联系,构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以日本为辅助的多边安全网络。
所谓利用矛盾,主要是利用有关国家在南沙岛礁的归属这样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上的矛盾,挑动争端双方的冲突,让南海局势升温。
今天大家都可以看到,在南海问题上最激动的、最活跃的、最操心的已经不是菲律宾了,而是美国,一定程度上也有日本。所以4月15日国际先驱报报道说,美国已经从幕后黑手走上博弈的前台。

至于日本的变化,是二战以来最剧烈的,现在还在这个过程之中,是什么原因造成日本的变化呢?我认为是三个因素:危机感、机遇感和使命感。
所谓危机感,日本是一个忧患意识极强的民族,对世界格局上述的变化加上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促使日本民意有强烈的危机意识;
所谓机遇感,主要是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要借助日本的力量,扶助日本帮手,使得日本政治家特别是右翼感到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日本可以从经济大国变成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
第三个是使命感,即摆脱二战后的体制,成为一个所谓正常的国家。这一定是日本右翼的日本梦。
安倍首相曾经多次谈到,他的历史使命就是在他的任内修改宪法,使日本在亚太安全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
日本政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仅炒作中日之间的岛屿争端和中国威胁,而且还要插手南海问题,我们的媒体把它叫做“刷存在感”。
这是我讲的第二部分,美国和日本的政策调整。
美国这样一个调整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奥巴马总统向美国国会提交TPP议案的时候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TPP问题关系到是由美国还是由中国来制定贸易方面的游戏规则。经贸问题上是这样,美国把它提高到是美国还是中国来主导经贸事务。
那么在安全问题上就更加是这样了。在最近一次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卡特防长声称,要由美国主导,按照美国的原则来建立亚太安全架构,或者是把中国排除在外,或者如果中国听话的话,也可以吸纳中国参加,做他一个俯首帖耳的小伙伴。
其实中国既没有实力也没有野心来取代美国主宰亚太事务,或者把美国排挤出亚太。中国要的是平等参与,多国共存,合作共赢。16日上午刘延东副总理的讲话,也明确讲到了这样一个中国的基本思想。
美国把中国作为假想敌,实际上是为了要在亚太地区拉帮结派,以此来巩固他的霸主地位,这是一种违背历史潮流的做法,注定要失败的。
为什么我说注定要失败呢?有三点原因:
第一点,全球化和多元化是不可逆转的。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顺应了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趋势,而且推动着这股潮流的发展,这是不可阻挡的;
第二点,包括美国人民、日本人民在内的广大亚太地区的人民,都渴望维护本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不希望在冷战结束之后在亚太地区再出现新的冷战甚至于热战。上午鸠山前总理谈到了日本国民多数反对修改《和平宪法》,就是一个证明;
第三点,本地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和中国一样,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的地位,争取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不愿意受操纵、被利用,从而损害自己的经济利益。美国和日本对菲律宾政府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争端,十分紧张,证明他们利用矛盾为自己利益服务这样一个企图,终究是会识破的。
在这样一个单极向多极演变的历史进程当中,推动这股潮流的发展和抵制这股潮流发展,这两种势力之间的博弈,将是今后一段时间亚太地区乃至世界上的一个主旋律。这样一个博弈能不能够始终坚持“动口不动手”,斗而不破,避免擦枪走火呢,这是我们亚太地区面临最大的挑战。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日本的所谓新和平主义和中国的全面崛起,这三个态势之间能不能不碰撞、不走火呢?这是亚太地区安全和稳定面临的最大挑战。
如果说亚太地区哪里会擦枪走火,我认为中日之间大于中美之间。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中日之间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大于中美之间。理由有三点:
第一点,中美之间已经达成了建设不对抗、不冲突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并且有一整套磋商机制,作为确保在争议问题上斗而不破并寻求更大范围合作的“减压器”,而中日之间没有这样一套机制;
第二点,美国有长期与前苏联争霸博弈的经验,既善于炫耀武力,也懂得如何规避风险,而且上上下下都懂得规避风险。美苏争霸这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发生战争。日本没有这样一个经验,而且日本民族我个人认为具有冒险性。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中国了解了日本的冒险性,美国应该也了解日本的冒险性,可以说冒险性和忧患意识是日本民族意识当中一个铜板的两面,忧患意识可以转变成冒险性,冒险性又可以根植于忧患意识;
第三点,由于历史原因,中日之间只要擦枪就容易走火,跟中美不一样,燃点很低。尤其是NAN海问题,中国人都记得,南沙群岛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非法占领的,美国把日本赶走以后,当时中国政府的官员是坐着美国移交的军舰去接收南沙群岛。如果现在美国在南海不持立场,是美国立场倒退的话,那么日本插手NAN海事务,则是对二战成果的反对,中国人民绝对不会答应。
前一段网上有这样一个议论,中国打菲律宾不应该,因为以强凌弱不是中国该做的事情;中国打美国,美国太大了,也太远了,中国够不着;打日本远近大小正好。
我不知道这样一个议论到底有多少代表性,但是至少说明战争火种尚存。
6月18日,日本时事通讯社发表一个评论说,三年多以来,贯穿安倍外交的一个主题是如何同中国交锋,以日美同盟为轴心,构筑了对中国的包围圈。但时至今日,很难说事态朝着安倍的目标发展。
我认为,这是一个冷静的分析,希望日本政界、学界都能倾听这样冷静的分析,改弦更张,与中国相向而行;尽快创造条件,改善关系,建立海空联络机制;更不要插手南海争端。
中日关系如果能够按照双方达成的历史文件和共识取得改善和发展,就是我们对亚太和平和安全的最大贡献。
陈健大使的演讲结束后,出席分论坛的日本学者小原凡思(OHARA, Bonji)进行了回应。小原现任东京财团研究院主任,前日本海上自卫队直升机飞行员,退役后任日本驻华使馆武官,中文流利。
小原表示,陈健大使说在中日之间有可能产生冲突,而且比中美之间产生冲突的可能性大。我认为,不能这样去判断。
小原说,为什么呢?因为在日中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原因肯定是意外因素导致的。现在在东海,日本自卫队和中国海军之间,他们的一些船、飞机等确实是在展开各自的活动。但是在日中之间,日本叫尖阁列岛、中国叫钓鱼岛,领土纷争确实是存在,随时可能发生冲突,确实是存在双方发生冲突的这种可能性。对这一点日方也有非常大的危机感,这也是事实。
中国在不断地发展,但并不是对中国发展有危机感,很多日本人对中国的GDP超过了日本的GDP,并不关注,如果问日本的老百姓,日本什么时候被中国超过了,他们基本上拿不出正确的答案,因为日本老百姓对这个不太关心。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GDP数量很大,超过日本顺理成章,日本人更关心的是跟自己生活有关的东西。
对于与中国竞争有很大危机感的,只是一小部分日本右翼,绝对不是多数派的日本民众。我有必要在这里澄清一下。

日本学者小原凡思(OHARA, Bonji)
既然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我们就必须去预防,去防止它,这是在东海。日本是完全不会参与南海问题的,因为日本的国家利益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不同的。
钓鱼岛问题,事关日本的主权问题,也是直接关乎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应有国家保护的领土、主权和国民三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被侵害。否则,国家必须要采取行动,显示一定的威慑能力。关于这一点,中方和日方有认识上的温度差。日本认为,中国可能会使用武力来夺回钓鱼岛,日本人有这样的危机感,做出一些准备来应对中国的行动。但是这样的认识误差,都不是新的问题,几年以前就开始了。
军事威慑并不是所有的时间都管用的,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其局限性。当我们考虑采用一些威慑手段的时候,消除我们之间的误判。如果消除这种误解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就必须要建立两国之间的海空联络机制,在消除分歧之前要建立起这样一种互信的制度,这是很重要的。
在听取小原的意见及当天出席分论坛的其他学者的发言后,陈健最后表示,重要的是改善中日关系。中日关系不要再恶化,就是不要再增加新的分歧点。我们已经有了历史问题,有了钓鱼岛问题,不要把南海问题作为中日之间新的争议点。
陈健介绍说,李总理在昨天(7月15日,蒙古,亚欧首脑峰会)见安倍首相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一点,日本作为南海以外的国家,心里怎么想可以,你有这个自由,但是你不要介入,不要让已经很困难的中日关系再增加一个新的分歧点。
美国插手NAN海问题是一回事,日本插手是另外一回事,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当中看法是不一样的。美国插手南海问题,我们知道美国是要维护其霸权地位,我们理解,但是不赞成。但是如果日本插手南海问题,那是翻历史案,否定二战成果,中国人肯定是不答应的。中国人对日本比对美国更严厉,但是日本人要理解为什么这么严厉。
从冲突的严重性来讲,中美之间的冲突可能是更根本的,关系到将来的世界发展走向,到底是单极还是多极,中日之间的冲突没有可比性。我只是说擦枪走火这件事,中日比中美更危险。虽然中日冲突的层次是低于中美冲突的层次,但是走火的危险比中美大,我不光是怪日本,中国方面也有原因,我讲了中国的,我举了例子,如果发生问题的话,中国人更愿意打日本,不会愿意打美国,这个历史遗留的火花还在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要,中日双方都应该要警惕。
我心里头有一句话想讲,因为我现在完全是个人发言了,我可以讲。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日本的修宪。
因为日本现在的执政党已经掌握了议会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议会达成修改宪法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下一步就是全民公决。全民公决时候,日本的少数右翼有没有可能挑起一场中日冲突,通过擦枪走火的方式,这个太容易了。现在东海,中国的飞机在飞,日本的飞机也在飞,说不定就有哪一个军人头脑一热,为了宪法的修改,挑起中日之间的战争,以利于全民公决的通过。
日本社会里头有没有这种势力,到时候会利用跟中国擦枪走火,从而推动日本民意的变化,使得修宪通过,我对这个保持高度警惕,我也主张中日双方的国民都对这个保持高度警惕,
我认为今后从现在开始,到安倍任期届满的两三年,是中日关系擦枪走火的关键年份,我们中日双方都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