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思考

作者：张雄

　　摘  要：本文探索性地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内涵定义为：它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全球经济正义、实现社会主义强国富民的经济学说。从亚当·斯密开创的“国富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人民财富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标志着政治经济学发展进入了新时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着独特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它有助于政治经济学问题意识的显现、历史意识的时空检测以及时代精神的追问，还有政治经济学前提与方法的真与假、对与错的鉴别，有助于使政治经济学通过反思到达真理域。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为我们阐明：政治经济学本质上不是工程学，不是以简单的技术数据来昭示市场的机运或风险预警，而是在揭示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更深层次地确保经世济民、治国理政的理性决策，更多是思想的力量和数据的人本主义价值判断。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经济正义/经世济民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教授

 

　　如何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成为国内学界颇为关注的新视点。三种过热的学术状态令人担忧：一是对政治经济学学术传统未加反思，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内涵未加查审，匆忙编教材，急于构体系；二是用“新瓶装旧酒”的方式阐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原理及方法，简单照搬《资本论》的体系框架，集体无意识地复制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公理和观点，把鲜活的政治经济学应对的改革实践的质料，生硬地塞进教条主义的分析框架中；三是仅仅用宣传的样式直接替代严谨的科学研究的理路。殊不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极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价值指向，从内容到方法，从指导实践的逻辑到具有示范性制度创新的文本澄明，从问题研究的场域到学术批判的对象，都有着崭新的形态和价值坐标。笔者以为，广泛深入的大众化宣传固然不可少，但科学理性的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的跨学科研究更值得期待。

　　一、准确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内涵

　　范畴是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本质的概括的反映，范畴的内涵是范畴所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它具有抽象性和深刻性。当前，在准确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内涵问题上，首先要划清两个界限。

　　其一，划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界限。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寓意着人类从单纯的感性需要及满足方式，过渡到有思想地认知“需要体系”并自觉组织生产与交换形式，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16世纪查理五世的大臣们，用积极的国家财政管理行动，框定了政治经济学发生认识论原理：关注国家财产增值，以公共利益作为行政方针。亚当·斯密首次标定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双重价值目标：为国家造福，为人民理财。①尽管表述有一定的抽象性和虚假性，但比起今天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过于偏重实证研究的工具理性倾向，似乎要清醒得多。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17世纪经济学家无形中是这样接受国民财富这个概念的，即认为财富的创造仅仅是为了国家，而国家的实力是与这种财富成比例的，——这种观念在18世纪的经济学家中还部分地保留着。这是一种还不自觉的伪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财富本身和财富的生产被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现代国家被看成只是生产财富的手段。”②马克思所说的伪善形式，实际上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它诞生那天起，就以抽象的国家概念，隐藏了它与资产阶级利益和属性捆绑在一起这一实质。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经济学的国家意识和人民意识的知行统一。它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政治制度背景下，伴随着生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新的诉求过程产生与发展的，经济活动的实体属性与理论预设中的价值目标保持有机的统一：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客观需求，与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提高稀缺性资源的配置效率、增加社会物质财富和提高国民福祉目标的一致性。用哲学的话说，就是追求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

　　其二，划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斯大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所衍生的政治经济学的界限。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学有着两点弊端：一是简单照搬《资本论》的条条框框，具有比较浓厚的教条主义色彩，政治经济学中所表述的几大规律尽管有着特定时代的合理性，但本质上说，它不具有微观竞争的动力论原理、资源配置的效率量度以及货币流转的现代金融功能等，因此，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只能是远离当代人的真实需求、缺乏反映世界历史进程的经济学。二是这种政治经济学是一部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它是彻头彻尾的计划经济的产物，没有真实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市场诉求的逻辑。最大的弊端是，过分强调计划性和指令性，把多样性、异质化的人的需求变成大一统的刚性计划，必然带来对人性的约束和压抑。

　　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具有时代性、人民性和创新性，又体现了经济动力论、经济效率论和经济价值论三者统一。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尽管我们也深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但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追求中国风格、中国精神、中国道路的政治经济学思考方面，为我们留下了诸多重要文本、批注和文件，这些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关于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的思想；关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的理念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③这段论述，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和意义而言，有三个要义：一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诉求；二是反映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理解新境界，需要深刻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中国改革开放的国情和世情，尤其是全面综合改革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力求揭示新特点、新规律，力求实现把实践检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重点解决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强国富民的问题。对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们可否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内涵定义为：它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全球经济正义、实现社会主义强国富民的经济学说。

　　(1)追求全球经济正义，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最具宽广的世界历史眼光和追求全人类解放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宏大目标。《资本论》的轴心原理之一就是实现全球经济正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汪丁丁教授在《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中把新政治经济学核心议题表述为“正义”范畴④，笔者表示赞同。在当代，“经济正义”是一个被定义了的话语，谁拥有资本的实力，谁就对这个世界拥有解释和评价经济正义的话语权。当我们没有进入WTO的时候，对WTO有很多幻想，进入之后才发现有的东西应该进，有的东西不应该进，这是一个量度资本实力的话语权体系的空间。某些强力大国在其中为什么如此任性?因为它有华尔街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世界金融体系和堡垒，这个堡垒把世界上几乎非常重要的资本实力都聚集在这里，把世界上一流的玩资本的大师们、专家们、工程师们都聚集在这里。资本的人格化或人格化的资本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所谓的协议或条文充当了规则与法的解释者和仲裁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狭隘的民粹主义学说，它应当有着在积极构建并参与人类利益共同体中，秉持全球经济正义的原则，在极度经济理性化和资本私有化的世界里，通过以先进的制度创新为示范，努力探索并践行一种超越以资本为轴心的国家制度的新制度形式，用政治理性的制度创新，不断影响并改变世界经济发展的人本主义价值坐标，矫正经济非正义倾向，变少数富人经济学为人民大众经济学。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应包括追求全球经济正义原则的内容和原理。这里需要进一步澄明的思想观念是，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容易把经济理性直接等同于经济正义。这是个认识幻象。在他们看来，资本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只要遵守市场规则，追求最大化实现资本的收益率，这就是经济正义行为。应当看到，西方整个近代化过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育，诉求着合理性、合法性的证明。从政治正义直接推出经济正义，又从经济正义来证明政治正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是个现代性幻象，西方要寻找一个跟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制度相呼应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哲学教条，便运用虚假的正义教条及意识形态来澄明。实际上，经济正义与政治正义有着关联性，政治正义不解决，经济正义难以实现。经济正义不是在一个真空的世界里存有，它的实践境遇直接受政治制度的影响并受其干预。最大化实现每个人的公平公正的权利与少数利益集团最大化追求资本收益率，两者之间难以相通。私有制国家政治制度决定了相应市场规则的阶级属性，在“让富人更富”的市场规则里，广大人民群众有经济正义可言吗?今天，中国共产党人需要从政治正义和经济正义这两种关系中去寻找制度沟通的合理性及平衡点，用一种新型的政治正义原则来整合并调节经济正义的实现。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值得期待的制度创新点。

　　(2)所谓社会主义“强国富民”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回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什么要把国家“富强”概念放在12个核心概念的首位，主要是强调一个真理，即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中国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推进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一中心任务，国家的富强才是战胜内部的贫困和外部的挨打最可靠的保障。国家富强问题的解决，也是中国在国际上做出应有贡献的根本条件。中国共产党人在与资本主义的相处中，如果不持有足够的资本实力，社会主义的一切政治都将变为空谈，社会主义的政权存在都会出现危机。这是数以百年世界历史发展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共产党并不惧怕资本的最大化，关键是要有一个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国家政治制度，合理的市场运行机制，合理的法制环境，合理的分配制度，让资本在阳光下最大化运行。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最具有特殊意义的思想深度。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富人更富”的原则。如果说，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运转的轴心是“维护富人的资本利益”，那么，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运转的轴心则是“人民”。对于国家来说，一切财富都要转化为人民性的财富，国家所取得的财富都要与人民共享，这里所说的人民，包括纳税人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经济学最大的不同点。从西方亚当·斯密开创的“国富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人民财富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标志着政治经济学发展进入了新时代。

　　二、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任何政治经济学的构建都离不开哲学。哲学对政治经济学支撑作用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为政治经济学提供必要的方法论。方法论是一般方法的更高抽象，所有的科学门类的建构，都有着各自哲学方法论。一般方法是方法论反思的对象，方法论深层次地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系统的总关系和总原则。它在本体论上回答着一般方法的存在论问题和本质问题。更有价值的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它以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彻底的辩证法相结合的优势，深刻地揭示经济运动中的变与不变、肯定与否定、现象与本质等矛盾关系的辩证规律。二是为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和发展，提供哲学特有的批判精神。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其具有的经济哲学属性而言，有着独特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该批判精神有助于政治经济学问题意识的显现、历史意识的时空检测以及时代精神的追问，还有对政治经济学前提与方法的真与假、对与错的鉴别，以便使政治经济学通过反思到达真理域。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不断为我们阐明：政治经济学本质上不是工程学，不是以简单的技术数据来昭示市场的机运或风险预警，而是在揭示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更深层次地确保经世济民、治国理政的理性决策，更多是思想的力量和数据的人本主义价值判断。那种认为“经济学与价值无涉”的政治幼稚病，实质上缺乏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的深刻认知。值得一提的是，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若没有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精神，就会因循守旧，僵化臃肿，丧失经济匡时的实践功能。

　　当年，英国亚当·斯密构建的政治经济学是在道德哲学基础上创立的，“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是该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内蕴。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学是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创立的，“原则定义质料”是该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内蕴。笔者以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应当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批判学说，“富强与正义”是该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内蕴。

　　毋庸置疑，唯物史观的《资本论》表达正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学说。马克思之所以把《资本论》直接表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因为《资本论》是在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诞生的，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涵集中反映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透视，注重从一般经验事实，上升到社会存在论、本质论和范畴论的批判。如对私有制、雇佣劳动、资本的有机构成等重要领域的认知，全部上升到异化劳动、资本的内在否定性、剩余价值论和资本主义危机论等本质论批判，书中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解剖，不是一般制度经济学的探究，而是深刻的唯物史观批判。因此，《资本论》不是一般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而是闪烁着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火花的经济哲学著作。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有何关联?第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如何认知?第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为什么是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批判学说?这是国内学术界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理论视点，也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值得深入探讨的新领域。

　　首先，唯物史观的诞生与发展，伴随着政治经济学批判全过程，唯物史观的《资本论》表述应当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学说。这个结论，需要我们重新查审马克思早期思想转变的历史。伊林·费彻尔指出：“马克思的目的始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既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又意味着对它在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说中的理论反映进行批判。”⑤费彻尔给了我们重要启示：了解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离不开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阈。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我们不会认知这个思想命题的重要性，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我们愈来愈感到该命题对我们传统见识的颠覆意义。只有受过现代性货币、资本和金融体验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真正深刻地感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唯物史观的创立以及政治经济学革命有着多么实质性的影响。从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单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思想追问出发，去求解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动力因是远远不够的。忽视现代性背景下的深厚而又复杂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批判，极易导致我们理解上的片面性。青年马克思智慧地将斯密的“世俗时间”与黑格尔的“精神时间”综合在一种代表无产阶级先进意识的历史哲学的思想体系中，它不属于工具论上的技术问题，而属于关涉解剖“市民社会”与提升历史进步的重大历史哲学问题。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质上与唯物史观是一回事：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最早来自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动力的思想，最初来自青年马克思对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历史前提——“个人”范畴及原理的思想，来自他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的批判，对蒲鲁东的抽象经济学方法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该批判奠定了科学认知的方法，实现了根本性变革：动物式的“自然人”被历史化的“现实的人”所替代，感性的人被生产关系的人、从事历史实践变革的人所替代。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市民社会”这一典型的现代性特质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才使唯物史观变得鲜活、具体、可感。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所以是追求经济的“政治和哲学实现”，是因为马克思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通过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解剖，由对政治异化的批判，上升到对劳动异化的批判，进而对私有制展开全面批判，把长期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遮蔽的社会存在论本质加以澄明，用历史的普遍性去提升历史特殊性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在关注和求解现代人生命被物化、异化和幻化的深层原因的同时，去揭示当代风谲波诡的货币化生活世界背后的深层本质，旨在矫正人类世俗化历史发展的方向，从而实现历史进步的规律与趋势。

　　其次，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批判”其要义是追求经济的“政治与哲学的实现”，应当说，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在精神是一致的。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的介入，它有着两个方面的支撑。

 

　　第一，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提供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学术资源。面对全方位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改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不可能只是单向度的经济学家苦思冥想的结果，它需要综合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新的研究成果，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始终坚持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互动的传统，对经济所关涉的思想维度、政治维度以及历史价值维度的偏重，使得单一的经济学分析的视角，直接被转入综合系统分析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优势学术资源中，从而使思想家、理论家和政治家在考量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运动的同时，对追求历史进步的原则以及人类自由与解放给予高度关注。⑥笔者以为，我们今天讨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尤其在中国的深化改革的紧要关头，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主题探讨哲学社会科学如何出场的问题，非常重要。笔者以为，我们的经济学和哲学虽然发展态势良好，但在接地气这一块，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学术滞胀问题，不少经济学者热衷于讨论经济学建模的数学关联问题，不少哲学学者更喜欢讨论文本诠释的历史间距问题。毫无疑问，这些研究的学术成果应是当下时代不可或缺的学问，但由于过多的人过于考虑西方文本及逻辑思想的表述问题，以至于这么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转折的重大时刻，失去了我们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在场性。为什么会有此种景观的出现，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从事了多年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尚未完全受到资本的冲击，没有受到货币化生存世界的体验，这样的哲学社会科学是没有未来可言的。因此，我以为，我们必须要正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向，关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既代表了哲学的出场，又代表了经济学的出场，中国当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急切地需要我们弘扬当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单搞经济学，单搞哲学，单搞政治学，无法拯救中国的市场。

　　第二，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进行全面而又深刻的自我反思，对改革开放涌现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而这需要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深度创新，离不开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以政治经济学为对象的哲学批判，它既是思辨的政治经济学，又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存在论的追问。所以，经济的发展目标和立场，应该从更高、更深的政治与哲学的寓意中去把握。因而，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要深入研究的领域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⑦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需要深入反思和批判的问题有：

　　(1)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要重新审视劳动范畴，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都对劳动范畴进行过批判，如劳动的主体性、劳动的能动性和劳动的伦理学等思想的提出，明显比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要深刻得多。当前，最需要反思的是21世纪的资本范畴，它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有着诸多的变化。21世纪的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禀性没有变，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没有变，资本的财富杠杆效应没有变。但是，21世纪资本逻辑的发展有了巨大变化：随着全球资本金融体系的强力推进，资本变得更加抽象、更加具有脱域性，资本的主体定位异质多元，运作方式虚拟迷幻。尤其是，伴随着工具理性的智能化，资本的精神向度更趋主观性和任性。如果我们连这个现实都不去研究，连这个事实都不敢承认，还在那里搞一些空洞的概念演绎，这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当下中国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最值得研究的问题，如资本与劳动的相容性和对抗性表现在哪些方面?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在推进合理的劳资关系的矛盾解决方面应有哪些制度和政策安排?资本与劳动双向积极性的调动需要找到什么样的平衡点?

　　(2)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资本主义国家所强调的效率与公平，是以资本为本位的。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效率与公平到底是一个什么内涵?这个问题需要深刻的思考。不管是一次性分配、二次性分配、三次性分配，怎么分配都要回归到这个问题上。就是说，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那个原意，要追求全球经济正义，这个经济正义不是乌托邦，而是这个地球上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每一个劳动者。这就回归到唯物史观人民群众原理的逻辑上。改革发展措施的制定和出台，必须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得到程度不同的增进，否则，我们就背离了改革发展的初衷。应当指出，公平与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内不是截然对立的两极，而是彼此依赖、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的公平，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式的公平，不是普遍贫穷的公平，而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的公平，与改革开放相呼应的公平。公平始终与效率相伴随，效率是重视公平、改善公平、增进公平、缩小差距的基础和前提。任何时候，忽视公平强调效率，或牺牲效率追求公平，都是片面的，也是不可取的。

　　(3)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这又回到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上。《法哲学原理》实际上就是对现代性国家的批判，现代性市民社会的批判，以及现代性公民的批判。黑格尔在回答市场与政府关系问题上，既看重市场的欲望驱动，更看重国家(政府)对市场的引导和提升功能。现代性社会，我们回避不了货币化生活世界，回避不了资本与权力互动的现实，不仅要看到，资本让权力运动，还要看到权力向资本的运动，权力做不到的，资本跟上，资本做不到的，权力跟上，这就是现代性社会。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以为，市场怎么做，政府怎么做，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学必须要回答的。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到底怎么理解，有人说，国企应该让它回到市场上，它的关停并转由市场决定，它的生死存留由市场决定，它的大多数人的失业由市场决定，这句话是否太离谱了?把中国的这么一个深厚的政治经济学发生的事件就这么浅薄地回答了。如果这样，政府不管，全部交给市场，那就回到了亚当·斯密的教条里，政府就是守夜人，社会主义国家能这样做吗?显然不能。完全把市场自由化，完全把央企摆在市场，让它们在市场上去死，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点。市场与政府究竟如何相处，中国改革的实践，或许已经部分地回答了这一问题。理论要及时概括，也要对尚存的问题展开深度的批判和思考。

　　(4)经济自由与法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的思想解放，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它似乎赋予了市场更多的经济自由。但是同时四中全会推出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确定经济自由与法的关系都不能削弱。只有在充分而又完备的法制环境中，经济自由才是合理的、可持续的，也是可预期的。

　　(5)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对接关系。所谓的政治经济学，我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在注重经济制度改革的同时，更关注相关政治制度的对接问题。尤其在中国，改革每推进一步，不能完全让资本说话；如果完全让资本说话，这个社会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改革每前进一步都要考虑到与政治制度的对接，与政治政策的对接。股市的“熔断机制”就是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应认识到不能在大学校园里只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不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这样是有缺陷和不全面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甚至连西方经济学家都认识到，由《国富论》所开创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府守夜人这样一个教条，发展到今天，没有逃脱马克思的预见。马克思早就预言，这种自由的市场经济必然发生周期性的经济与政治危机，这个定论是真理。现在的世界，面临着许多危机，而且每一次重大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其最后的结果就是通过战争解决，别无选择。因为经济的平衡态破坏以后，靠什么力量把它平衡翻转过来呢?靠世界的整体理性是无力的，只能通过非理性的政治，发动战争来平衡它。这是一种野蛮式的平衡。但我们也看到人类在20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打得很惨烈，所以人类对后来发动世界性战争变得越来越理性化。而今天最大的困惑仍然是不平衡，是世界整体的资本市场不平衡。那么，我们要靠什么力量来矫正?单靠“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所蕴含的儒家的传统哲学观念“和合”思想，承认别人跟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大家共同求利益、共同求和谐、共同求发展，这一儒家最纯粹的思想目前还没有在全球覆盖。所以，我们如果期待这一问题的解决，首先要解决这个不平衡的问题。我们要高度警惕一场新的世界战争的发动，要尽量进行和谐沟通，通过这个办法，避免世界性战争的爆发。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对接关系是我们政治经济学必须要关注的大问题。

　　注释：

　　①张雄：《政治经济学批判：追求经济的“政治和哲学实现”》，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9-50页。

　　③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6页。

　　④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页。

　　⑤[德]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⑥参见张雄：《政治经济学批判：追求经济的“政治和哲学实现”》，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⑦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36页。

 

 

    原文刊于《哲学原理》2016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