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钊｜新儒学热闹的背后

　　今天发一篇旧文。算起来，此文距今已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十多年过去了，可惜那时就要“复兴”的儒学，除了“孝与忠”正在深入民心之外，其他还没有看出复兴的结果来。而这，是否也与扛着复兴儒学大旗的人，表面上都在喊着同一个口号，私下里却各怀心腹事有关呢？

文｜理钊
 

　　这两年，文化界渐渐有一点热闹的味道了，因为儒学正在“复兴”。去年是“读经”的呐喊，今年则是付之行动，中国人民大学拟成立国学院，而中科院则成立了国学研究所。新儒学的兴起，如果只是读读经书、做做考证，“为学术而学术”，是断然不会如此热闹的。复兴新儒学的目的是为了“再铸国魂”，“再铸民族精神”。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要造一个“儒学治国”的时代。而这，倒也正与儒学的祖师爷孔先生的想法是一样的，即“克己复礼”。二十一世纪的开头，似乎又回到了上一个千年的开始。

　　儒学家、国学派们要“整理国故”，普通大众是难以说些什么的，明白一点的还应该给一些掌声。可是，如果拿了“儒学”来指导人们的精神，比如要用“儒学”来再铸我的精神，这就与大众发生了联系，应该允许“被铸造的材料”发表一点意见了。因为，时代毕竟已不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时代了。

　　近来，从网上读到了“我国海内外知名的儒学家蒋庆先生”今年3月26日在厦门大学的一篇演讲《儒学的真精神和真价值》（燕南学术网），又读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先生创办国学院的宣言《重估国学的价值》（《南方周末》2005年5月26日）。读后觉得中国的文化确是到了“回归儒学”的生死关头了。在蒋先生演讲之前，厦门大学徐国栋教授有一个短短的演说。他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文化上被西方全面攻占的时代，一个个堡垒陷落，一个个价值倒塌。”“中国处在一个文化寄生虫的地位”，中国成了西方文化的跑马场，“各种各样的西方文化思想来来往往，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没有哪一个西方思想有一个稳定的地盘，有一个持久的影响，以至于我们现在很难说信仰什么。”总之是“我们已经被全盘西化、被西方全盘攻掠”了。

　　对这一段“盛世危言”，我不知道该如何理解才好。如果说我们真的“已经被全盘西化”了，那我们现在大概该与西方完全一样才是。我有一个朋友，今年“五一”期间去欧洲九国做了一次短期旅行。归来后我问起他的感受，他说，如果语言相通，我真想留在那里。那些大大小小的国家里，都是那么地平和、安静、文明，他们普遍的文明程度比我们的文明单位还要好。我也曾读到很多现代的“西洋游记”，其所见也大抵如此。当然，也读到过不少中国人在欧洲，与那里的人格格不入，被那里的人格外惕防的文字。联想到新儒家的论断，我就在想，看来西方人在文化传播上是很不够厚道的，他们将真理留给了自己，把谬误送给了我们，犹如一位缺少医德的医生，给他们自己人吃的药是治病的良药，而开给我们的方子则是使我们越吃越坏。“外国人可恶”，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儒学与国学，当然，国学也就是儒学，因为它是以“儒学为主体”的，归纳起来，其核心理念其实就是“人伦、道德、秩序”，倒也正与西方文化思想的核心“人权、自由、民主”相对。如果对这两个核心理念仔细打量一番，结论是很耐人寻味的。

　　依照新儒家的意思，现在的中国倘不用儒学铸造民魂，我们就失去了“民族存在的依据”，徒有一个经济发达的外壳。可有一点我不明白的是，儒学自西汉以来一直是占有文化统治地位的国学，历二千余年，以至于生于“后现代”的人身上还透着多多少少的“儒气”，可为什么中国在世界发展史上却是每况愈下，以至有了近代被外强凌辱、让国人痛心的历史呢？而产生于十八世纪的西方现代文化思想，虽只有短短五百年的历史，却是愈来愈强大，以至于现在我们仍然感受到它的压力呢？拿一个试验了二千余年，历二十多个朝代而未见成功的文化配方来“复兴中华”，实在是有点缺少说服力。正像病人问医生：这药有效否？医生说：虽然这药从来没有过治好病人的记录，但你一定要相信这是最优秀、最悠久、最传统的药。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很有些优秀的东西的，比如诚信、仁爱，以及士子以天下为怀的责任意识等。但这些文化理念是人类文化中共同的精华，在西方文化中也同样是存在的，而且对其表达得更清楚、更透彻，比如西方文化中不仅讲仁爱，而且要爱你的亲朋，要爱你的敌人和对手。

　　“儒学复兴”这一文化现象本身是值得关注的。但我想，出现这一文化现象的背景和原因，则是更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

　　儒学文化复兴是一些文化话题被封闭后无可奈何的选择。在文化学术领域，有些话题不能自由地讨论，甚至连已经早有定论的“那10年”也不能深入地讨论，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文化人总还是要研究文化的，那就研究“儒学”罢，研究祖宗的东西禁区总要小得多。聪明的文化人是看准了这一点的，果然，新儒学家们不但能进大学堂演讲，还能开国学院，成立国学研究所了。

　　儒学的复兴是信仰虚空下无奈选择的结果。正像厦门大学徐国栋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现在很难说信仰什么”，曾经处于主流地位的信仰，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于事实中已不断受到质疑。在此背景下，中国人在信仰上确实进入了一个文化信仰虚空的时代。正常的精神信仰缺失之后，基于人的自然本性的“享乐主义”“金钱至上”的消极文化信仰便越来越盛行起来。这不免使一些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文化良知的文化人感到了不安和忧虑。而在其他信仰无从讨论，更无从倡导的情况下，一些人或许认为，回归儒学也总比信仰的虚空和消极好得多，“两害相权取其轻”，复兴儒学的旗子便打了出来。

　　此外，“复兴儒学”是一些文化精英审时度势，精心构思后的自然选择。在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那里，我已不止一次地读到关于当前社会阶层分化的议论了，事实上的贫富分化确也是日趋明显。而这种分化正成为引发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其表现就是越来越多的信访等行为。也正是这种现状使得越来越多的文化精英感到了焦虑和不安。他们或为民生疾苦，或为社会稳定，或为既得利益，于是便提出了用以“人伦、道德、秩序”为核心的儒学来匡扶人心，安定秩序。从儒学的应用历史看，正是儒学的文化教化，才使得中国社会秩序得以一次又一次地破碎又一次一次地被整合起来。按照儒学的“礼”原则，中国社会是一个等级分明、界限明确、规则清晰的“格式化”的社会，每个人都有其已被文化教义划定了的坐标点，而且还有“科举”规则规定的，在格式化生活中使自己的坐标上升的曲线轨道，以至使中国人有着很强的只要饿不死便不能违背规则的理念，在行动上安于现状。而这一点，只要与西方文化的核心理念对比，便可以明白的。

　　鲁迅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中说：“所以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鲁迅全集》卷4）以此观照儒学的复兴，我想，虽然他们都在摇着同样的旗子，但其终极目的，可能也是极为歧异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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